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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烟下的国货运动

2019年,很多人视之为新国货元年。

从华为封杀事件中的骨气,中美贸易战中国家的硬气,到70华诞阅兵仪式中的霸气,人们突然开始意识到,国货,正在自强,正在崛起,正在启航。

中国制造,正在摈弃“价格低廉,粗制滥造”的代名词,注入新科技,赋予新创意,打造新设计,更有几千年的中华文化相加持,一批国货品牌开始焕发前所未有的生机。华为、大疆、小米、格力、李宁、波士登、90分、故宫文创...这些国潮品牌正在刷新国人眼球,颠覆世界认知,以势不可挡之势华丽逆袭。

在新国货崛起的背后,正是中国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和企业工匠精神回归的完美结合。在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抬头的今天,新国货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固然有众多阻碍。但在信息无边界的今天,又如何人为设置物质世界的边界?相信中国的新国货在这场没有硝烟的贸易大战中,定能找到其应有的位置。

那么回归我们的主题,在硝烟四起的民国时期,国货运动又是怎么开展的,国货运动的阵地又在哪?今天为大家讲述硝烟下的国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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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货运动,要从辛亥革命说起。

辛亥革命爆发,临时政府成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除旧布新:建元改历、限期剪辫、劝禁缠足、改变称呼等,这些本为一些封建陋习,改革无妨。

但其中有一项“改易服式”,却真正触及了民族工商业的切身利益,立刻扇动了他们敏锐的商业触角。“吾国织呢,均在幼稚,物品之美、物质之坚远不逮东西各国。此制一行,势必舍绸缎而呢绒。”

1911年12月,上海绪纶公所、衣业公所、云锦公所等10个团体为维持国产衣帽的生产和原料的提供,成立“中华国货维持会”,以“提倡国货、发展实业、改进工艺、推广贸易”,这是我国最早的提倡国货团体。通过他们的奔走相告,全民的爱国热情被唤起,次年,《服制法》通过,明确规定各种大礼服、常礼服、大礼帽等“料用本国纺织品”。

因为政治正确,加上政府背书,全国各地提倡国货团体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开展国货宣传,提倡国货教育,征集国货产品,组织国货展览会,推动国货生产和销售,一时间,国货热潮一泻千里,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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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货一览表,第一号民国八年国耻纪念后十五日发刊,由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国货维持会印刷。这里所指的国耻日是指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被迫接受日本《二十一条》中的十二条内容。条约签订后,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各学校每年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国货一览表罗列了一些日用品的国货厂商,发售处,价格,商标等,堪称一份详细的国货产品正面实体清单。

当然,有正面清单,自然也少不了负面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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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货调查表,这里的仇货特指日本货,详细罗列了各类日货名目。

比之现在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大都以国家和政府名义公布,那时的国货或仇货清单主要由民间自发运动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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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国货售品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天津国货售品所由天津爱国工商实业家宋则久于1913年开始接办,在抵制日货、宣扬国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宋则久在天津发起建立了“直隶国货维持会”,亲任会长。

民间的国货运动点燃了国民的民族认同感,这在任何时代对当政者来说都是一件应顺水推舟的好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国货运动的态度表现出积极的一面。

1928年,孔祥熙出任南京政府工商部长,为“策励工商,提倡国货”,在上海筹办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征集全国出品,陈列展览,以示奖励而资观摩”,将“关门维持国货”上升至“开门维持国货”。

11月1日,第一届“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在国货路(特改路名并沿用至今)新普育堂隆重开幕,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行升旗礼,工商部长孔祥熙行启门礼,谭延闿、胡汉民、宋子文、蔡元培、吴稚晖、马相伯、王一亭等政界要人、社会名流和各国使节及各界群众5万余人出席了这一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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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货展览会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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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货展览会上马相伯、蔡元培、虞洽卿等各界名流合影

在这届国货展览会上,全国22个省、4个特别市提供了13271种展品,其中上海最多,达3798种。一些著名企业,如中国水泥、江南造纸、耀华玻璃、商务印书馆、先施、永安、新新公司等均辟有独立陈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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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生行在中华国货展览会上的广告

展览会历时两个月余,于1929年1月3日正式闭幕。共选出获奖产品2182个,分别给以特等奖、优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从而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国货生产必须不断改进,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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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颁予广州利工民织造厂的一等奖状(1929年1月)。

同时,由国民政府主导的中国国货银行开始筹备,旨在提倡国货,振兴民族工业,由孔祥熙任筹备主任。1929年11月1日,正值中华国货展览会一周年之际,中国国货银行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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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国19年(1930年)发行的股票。总股本2000万元,第一期招募500万元,官股占2/5,商股占3/5,分5万股,每股银100元,一次缴足。董事长孔庸之,即孔祥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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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蔓延,法西斯力量猖獗,1931年,日本发起“九一八”事变,强占东北,国货运动推向高潮。

然而,“吾国之国货运动,由来已久,仁人志士,呼号不绝。然其成效,或限于一时,或限于一地,其不能行之远而宏其效者,岂策动者之力有所不逮?”一些金融界人士开始发出深思。

1932年3月,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召集上海实业界人士举行“星五聚餐会”,规定每星期五中午由参加者固定聚会,共同商讨关于提倡国货、促进产销的大计。

一番头脑风暴之后,他们得出结论:提倡国货,必须生产、销售和金融三方力量通力合作,建立健全的国货推销网,方能收到成效。1932年8月,中华国货产销协会成立,由张公权任理事长。

1932年9月18日,恰逢“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周年。为了纪念这一难忘的国耻时刻,由中华国货产销会协会会员工厂中国化学工业社、美亚织绸厂、中华珐琅厂等九家企业联合组建“九厂临时国货商场”,每家各出两种国货商品,共计十八种商品来寓意“九一八”,进行为期一周的大廉卖。结果这次廉卖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功,盛况空前,营业额大大超过预期。

任何商业模式都是碰撞出来的,这次大廉卖着实启发了上海的实业界,让他们见识了民众的爱国热情所爆发出来的巨大购买力。1933年2月,有着“国货大王”之称的中国化学工业社方液仙联合其他几家国货工厂集资十万元,以“中国国货公司”之名,在南京路原大陆商场开业,方液仙任董事长兼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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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引自雅昌艺术网),该公司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月三日设立登记,初始资本金10万,首任董事长为方液仙。上图股票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月)填制,此时总股本已增至国币4800万。因方液仙于1940年被汪伪特务杀害,所以该股票董事名单上已无方液仙。

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的成立,和张公权“产销融通力合作”理念的结合,促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经典的供应链融资案例。

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的所有商品都由国货工厂以寄售方式提供,在商品卖出前,国货工厂可以凭国货公司开具的寄售证明向中国银行借取七成货价的贷款,以维持生产周转,贷款在商品售出后由国货公司从货款中扣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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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寄售简则,引自雅昌艺术网。

“由工厂供给货物,银行调剂金融,国货公司从事推销”这种责任分工明确的至简供应链融资模式,远比现代银行供应链融资方案要来的创新和大胆地多,而这背后所支撑着的则发自一种爱国情怀、责任担当和朴素的诚信。

这种寄售模式加上供应链融资的成功运作,使得资本金仅为10万的上海中国国货公司成为当时“全国最伟大最完备的国货总库“。很快,中华国货产销协会筹建成立上海国货联办处,负责筹建和联络全国各地国货公司,迅速推广产销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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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礼券,上有“国货总库”字样,引自雅昌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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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货产品的销路逐渐打开,国货企业便不再愿意以寄销方式提供商品,加之一些有实力的洋货商也开始转向国货商品,而他们多用现款购货的办法,如“统办全球货”的先施、永安等,这使得寄售这种模式已经无法再走下去。

同时1935年3月,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改变了中国银行以前大力扶持国货事业的政策,取消了原先对国货联办处的支持。

为了另寻出路,1936年,国货联办处开始计划自筹股本,建立企业实体。恰逢时任“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主任的吴鼎昌委派专人到上海与国货产销协会和国货联办处协商国货推广大计。

双方一拍即合,决定采用官商合办的方式,共同创立中国国货联合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货联营公司),股本总额200万,第一期先收一半。经过4个月的筹备,国货联营公司招足股本100万元,由于商股认购踊跃,最终商股占股份总额3/4,官股仅占1/4。

1937年4月,国货联营公司在首都南京召开创立会,选出官股董事5人,银团董事2人和商股董事10人。吴鼎昌被推为董事长,方液仙、方剑阁、蔡声白等7人为常务董事。聘蔡声白为总经理。1937年5月17日,国货联营公司在上海天津路24号正式开业。

国货联营公司成立后,一方面着手统筹组织成立全国各地及海外的国货公司,如南京、武汉、香港、新加坡等,另一方面与各地已成立的国货公司取得联系,协商投资改组,联合经营,如上海、重庆、青岛等。对国货厂商,则改变过去寄售的办法,实行现款购货,由银行押汇。

可惜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开始,给国货联营公司的工作部署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公司的工作阵地被迫内迁大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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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旧址照片,由国货联营公司筹建,于1937年12月1日开幕,营业仅8个月武汉遭沦陷。它是武汉中心百货集团股份公司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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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国国货公司旧址照片,由国货联营公司筹建,于1938年9月成立,同年又筹设桂林、广州湾、新加坡三处中国国货公司。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和新加坡两国货公司被迫停业。

1941年,国货联营公司因承办国民政府的平价购销工作而卷入“平价大案”。为避免再受政局变动牵连,官股退出,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由官商合办改变为民营性质。

尽管日寇铁骑纵横,国土大片沦陷,国货联营公司的积极活动无论对稳定后方社会生活,支持国货企业的生产维持和销售,以及开拓南洋市场等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国货联营公司迁回上海,增资改组,着手恢复和重建各地国货公司。然而外战方停,内战又起,美货以救济名义倾销国内,法币恶性膨胀,物价急剧上升,饱受八年战争摧残的民族工业再也无力承受,国货销路进一步下降。

直到新中国成立,国货联营公司连同各地国货公司都在全国性的经济崩溃中勉强维持,尽管经过多次增资扩股,上百亿甚至上千亿的股本也终因恶性通胀而凝固为纸上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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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和增股收据,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发行,因股本正值扩增期(从120亿增至1200亿),所以附增资股款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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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民国三十八年增资后发行的股票,总股本1200亿。股东为联记,即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上海中国国货公司和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互相持股,董事基本上是重叠的,均为上海工商实业家,只是分工上有所区别,前者为地方性国货公司,而后者为全国性总领导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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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在祖国大陆被一扫而空。国货虽然不振,但进口货物却因外国帝国主义对人民政权的敌视和经济封锁而不禁自绝。中国人民从此走上了共产党领导的自力更生的建设道路。

贯穿了整个民国时期的国货运动就此完成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一些原国货公司的经营场地及货物、设备等纷纷转让给当地的国营百货公司接收,成为国营商业的一部分。

1951年12月,国货联营公司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为公私合营,其业务逐步转向出口贸易。1955年参加上海国际贸易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并在1956年以全部资产并入上海国营工业品出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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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合营中国国货联合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952年)。创立年月为1937年4月10日,解放后批准为公私合营,于1952年10月重行登记。总股本36亿元,分为600万股,每股600元。该股票为第一期,共2000股。股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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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合营中国国货联合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952年),股东为上海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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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整个国货运动来看,它主要是由民族资产阶级发起和主导的,除了在特殊时期特殊事件下群众自发性抵制运动外,本质上完全不是煽动性的排外运动,而是一种倡导积极地学习外国先进生产技术和手段、参与对外竞争的带有开放性质的社会经济运动。他们大力宣传并身体力行“改良国货即是实在维持国货”。这种思维套用在今天的贸易战,仍然有着非常正确且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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