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步伐 世界证券史

曾经《良友》遍天下

科技无情,时间无痕。

新媒体,自媒体,

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而来。

手机,不知不觉中,

已占据了人们几乎全部的碎片化时间。

传统纸媒纷纷落寞离场,

或停刊,或转型。

回望中华纸媒百余年,

留下最为浓墨重彩一笔的,

便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良友》


《良友》画报第四任主编马国亮在其回忆录《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中是这样开场的: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美国的《生活》杂志创刊。他们吹嘘说:“一九三六年以前……从来没有过一本大型的、以图片为主的、大众化而又便宜的刊物。” 

《生活》的出版人若不是坐井观天,便是缺乏调查研究。事实上,早在他们自以为是大型综合性画报的创始者的前十年,即一九二六年,在太平洋的彼岸,已经有一本这样性质的大型画报出现。这个画报诞生在中国上海,其名为《良友》。

1926年2月15日,上海奥迪安电影院门口,来往行人从报童手中接过一份从未见过的刊物,封面上手持鲜花、笑靥迎人的美女便是后来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胡蝶。这本被誉为中国新闻史上办得最成功的、影响最大的、声誉最隆的画报,最初就是这样和读者见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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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友》画报创刊号,九开本,道林纸铜版印刷,封面“胡蝶恋花图”。虽第一期粗糙难免,但内容丰富,形式大胆新颖,令人耳目一新,仅凭零售便销7000份,可谓一炮走红。封面上的刊名“良友”二字为画报创始人伍联德先生的手笔。

伍联德(1900-1972),广东台山县人。父亲伍礼芬,早年去美国当洗衣工人,后来开了一家洗衣店。伍联德从小由其伯父带大。其在岭南大学读预科的时候,因为爱好美术,和同学陈炳洪合译了《新绘学》,卖给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从此对出版事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毕业后,伍联德在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的介绍下,进入当时上海最具规模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工作。三年后,怀着满腔热情辞职创业,和人合创四开单张儿童刊物《少年良友》,未获成功。

出师不利,让他认识到,要做出版工作,必须要有自己的印刷所。所幸,得到上海先施公司董事欧彬夫人谭惠然女士的赏识,将其丈夫生前位于北四川路鸿庆坊内的一个小印刷厂廉价盘给了伍联德。同时,在广州同学的父亲李自重(香港广东银行总经理)的介绍下,从广东银行上海分行获得贷款。李氏父子甚至其大名鼎鼎的老爷子李煜堂,后来都成为良友的股东。

1925年7月,良友印刷所挂牌成立,伍联德从广东请来了自己的同学余汉生,帮助经营。虽然印刷所经营得有声有色,然而鸿鹄之志,当意不在此。7个月后,由伍联德亲自集稿编写,监督印刷的《良友》画报就这样“赤裸裸”地问世了。为了纪念曾经失败的《少年良友》,他将画报的英文名取名“THE YOUNG COMPANION"。这一年,伍联德26岁。

《良友》画报一炮而红,并没有让伍联德自满于此。在亲自主编了第一期至第四期后,便邀请了周瘦鹃担任画报主编。自己则腾出手来一方面从事其他的刊物出版计划,另一方面则奔走筹集新的资金。

1926年11月,伍联德南下,前往广东、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等地集资,并推广开设发行所;次年4月,又前往美国集资,那个曾经合译过《新绘学》的同学陈炳洪正在美国学习新闻学,在伍的劝说下,陈炳洪带着父亲的资金回国入股《良友》,并参加了《良友》的工作。

1927年7月15日,良友印刷公司改组为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定资本总额20万元,分2000股,每股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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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民国十六年(1927年11月)发行的第一版股票。董事长李自重,总经理伍联德,副经理兼会计余汉生。印刷非常精美,“双鹅”商标由伍联德先生亲手绘制。

根据上海档案馆所藏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后改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档案记载,该事务所代理良友于1928年7月15日向全国注册局申请注册,并于9月29日才正式获批,这也是第一版的股票上设立注册时间为空的原因。

在提交的登记注册材料中,有一份《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股东名簿》,列示了最初的所有股东名单(个人股东共58位),实际招股597股,共集资金59700元,绝大部分资金来自广州、香港和美国。

其中,最大的股东是黄保民100股,他也是香港良友发行所的主持人。其余大股东有陈爵信陈炳洪父子50股,李源50股等,李自重李伟才父子虽然投资额并不大,但考虑李自重的背景及其在良友成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被推选为董事长。

伍联德和余汉生的个人股份各为10股,仅为小股东。在没有估值、没有天使投资/风险投资、没有非现金入股、也没有认缴制度的年代,创始人刚出场就被沦为打工仔,这确是非常令人唏嘘的事实,以至于后来伍联德失去对良友的控制权,被迫出走。

不过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因而也有每个时代的商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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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民国22年(1933年)发行的股票,总股本不变,仍然是20万元,持续认购中,该股票为1股,股份号数为1434号,说明此时良友总股本已筹集至143400元。董事长此时已换成陈爵信。股票设计印刷同样精美。

从上图第一张股票1927年到第二张股票1933年,整整6年时间,区区20万元的总股本,筹集不足3/4。事实上,从《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1935年的年报来看,截止1935年底,总实缴股本也仅为146300元。

而这一段时期,却正是《良友》画报名声大噪、以及其他良友专项刊物百花齐放的黄金时期,但为什么不受资本的青睐呢?其实这也正说明了资本的本质:逐利和风险厌恶。首先,这并不是一个暴利的行业,其次它完全是单打独斗的私营公司。


《良友》,究竟是怎样一本画报?

它图文并茂,包罗万象,它印刷精美,编排精心,它时尚浪漫,真实美好,它开创了视觉性期刊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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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良友》画报封面集锦。在《良友》民国出版的共172期中,以摩登女郎为封面的达161期,明星名媛轮番登场。既然是一本视觉性期刊,那么女性视角便是最好的切入点,这是即便现代的各类时尚杂志仍然一直沿用的封面套路。

漂亮的封面女郎一期期款款走来,带来的绝不是附庸风雅,也不是千篇一律。《良友》内容包罗万象,从时事、军事、政治到美术、摄影、文学、艺术,可谓是百科式大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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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这样评价《良友》画报:学者专家不觉得浅薄,村夫妇孺不嫌其高深,老少咸宜,雅俗共赏。它在官方和民间、政治与文化、文字与图片、高雅与流行之间找到了巧妙的契合点。

这样的《良友》逐渐成为整个上海、中国乃至世界华人界最受欢迎和最具影响力的画报,全球发行量达4万余册,遍及近30个国家与地区,真正做到了良友读者遍天下。

一本杂志的伟大,取决于其内容,取决于其受众的喜爱程度,归根结底取决于它的灵魂人物——主编。

伍联德(1900-1972),《良友》创始人和总经理,主编《良友》画报1-4期(1926年2月-5月),奠定了画报的形式、风格以及编辑宗旨。此后专注于良友出版物的拓展和延伸,如主持了《良友》画报的特刊《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北伐画史》等,先后推出了其它专业期刊如《艺术界》、《现代妇女》、《银星》、《体育世界》等。

周瘦鹃(1895-1968),主编《良友》5-12期(1926年6月-1927年1月)。周为当时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对小说类文字类比较擅长,但对于伍要办的理想中的新型画报,并不了解,也不擅长,后因事务繁忙退出良友。

梁得所(1905-1938),主编《良友》13-79期(1927年2月-1933年8月)。梁虽为籍籍无名之辈,却深得伍联德赏识,22岁便成为良友主编。他锐意进取,大胆革新,将画报形象从消遣无聊改变成增广见闻,启发心智,丰富常识,开拓生活视野的刊物,奠定了《良友》画报的江湖地位。1932年,梁率领良友摄影旅行团一行四人,历时7个半月,游历大半个中国,后出版大型画册《中华景象》。不久梁得所脱离良友另创《大众画报》,但因资金短缺仅一年多就停业。梁得所于1938年因病抱憾离世。

马国亮(1908-2002),主编《良友》80-138期(1933年9-1938年6月),其中1934年7-12月,画报一度改为半月刊。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后,《良友》停刊数月,后迁至香港继续出版。马国亮继承梁得所的编辑风格,大量引入文坛名家作品,公开对话政界人物,并紧跟时事,对抗日战事进行了宣传和报道。将《良友》画报推向了顶峰。不幸的是,因为阋墙之争,加上公司财务经营不当,《良友》不得不走上破产之路。

赵家璧(1908-1997),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参与良友公司的出版工作,后任良友公司的出版部主任,主持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等丛书,分别请鲁迅、胡适、郑振铎、茅盾、郁达夫、朱自清、洪深等名家担任编选,堪称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里程碑。良友申请破产后,赵家璧和几位老良友人筹措资金,通过法律手续,接管了原良友公司的产业,重组“良友复兴图书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复刊了《良友》画报。

张沅恒(1908-1994),主编复刊后的《良友》画报139-171期(1939年2月-1941年9月)。孤岛时期《良友》画报的风格以宣传抗日为主,充溢着国破家亡情绪。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良友》画报被日军以宣传抗日的罪名查封。赵家璧和张沅恒带着良友的招牌辗转桂林、重庆,终因条件缺乏而无法复刊。

张沅吉(1909-1986),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张沅恒的弟弟张沅吉以《良友》名义衔接以前的期数,出版了《良友》第172期(1945年10月),便无后继。1946年,因股东内讧,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宣告停业。

正是以上这几位刚刚毕业20出头(周瘦鹃除外)的年轻人,他们没有傲人的家世背景,没有雄厚的资本,却用自己的才情和热血,谱写了《良友》20年的精彩和光华。

马国亮说他在良友工作十年,有2件最为难过和痛心的事:一是梁得所的去职,其次就是内部分裂导致《良友》停刊。

1939年,当良友陷入经济困境破产时,赵家璧不甘心,他联合老良友人,为资金奔走,为法律手续奔走,复兴了良友,复刊了《良友》画报。

而当早先被股东排挤出局的创始人伍联德得知良友复兴的消息后,对赵家璧说:我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良友的事业只要你们能继续把它办下去,就是好!

虽然外在时局动荡不安,内在股权纷争不断,但唯有他们对《良友》的这份纯粹的挚爱和坚守,才造就了中国画报史上的这份传奇。这大概就是对“良友”,对“young companion"的另一种最好的诠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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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友复兴图书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发行的股票。图为上海资深老股票收藏家陈伟国先生的藏品。该公司于1939年由赵家璧联合陈炳洪、张沅恒、孙汝梅等几位老良友人,并请到了当时上海的大律师袁仰安投资入股,重新筹措资金重组成立,初始股本4万元,分2000股,每股20元,由袁仰安出任董事长。该股票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核准登记后签发。其中有趣的是,分为优先股4980元和普通股45020元,这其中的缘由值得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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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友复兴图书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发行的股票(第一号)。图为上海资深老股票收藏家张林先生的藏品。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公司资本总额增至120万元,分12000股,每股100元。图为公司增资后所发行的股票。1946年,公司因为再一次股东内讧而宣告停业,从良友复兴的两张股票董事进行大批更换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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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友》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四月图书简目及订购单。重组后的良友复兴公司依旧延用了伍联德当年的手笔:“良友”美术字和“双鹅”商标。除了《良友》画报,良友所出各类图书数百余种,因八一三事变突起,存于北四川路仓库的存货遭致大量毁坏,损失巨大。复兴后的良友承接了原良友的所有资产,继续经营。



曾经叱咤风云的《良友》画报,是否为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作为主编,马国亮是个纯粹的文化人,即使后来创始人伍联德被迫出走,甚至良友破产,他都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实所有的问题到最后都是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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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良友图书印刷股份公司第一版股票的背后,摘录了公司章程:本公司股息订壹分每年(即10%),每年决算后经股东会通过定期分派,唯公司无盈余时不能提本作息。

在左边发息证书中,清晰地记录了官息发放从民国十六年(1927年)开始并停格在了民国二十年(1931年),而红利发放记录无。这基本上说明了公司的运营情况:1927-1931年,公司处于盈利状态,资本回报率在10%之上,但无力发放红利,而1932年之后,很可能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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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民国二十年(1931年)营业布告书封页。

图二:总经理伍联德对1931年度的营业概况做了总结,该年度主要致力于四件事情:1. 招股,虽然公司成立已近七载,可是20万的总资本额仍然难以招足,导致有规模之出品不敢进行。2.设立各地专销联号,除了之前成立的广州、香港、广西梧州和新加坡外,当年成立了北平、南京、厦门、汉口,汕头和纽约等处。3&4,成立新闻摄影部和扩大出版设计部。

图三:1931年度损益表,本期纯益11990.88元。假设以10万的实收资本金计,收益率>12%。

图四:不幸的是,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争爆发,良友的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伍联德在营业布告书中特别做了说明:设临时办事处于江西路以便安排部分职工继续工作;冒险编辑沪战题材的《上海战事》画报畅销10余万册;虽在战期内停业数月,但所有职工全部薪金照足发给;尚在装订之中的《中山全集》一书全部烧毁,合计损失8000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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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营业布告书封页。

图二:总经理余汉生对1936年度的营业概况做了总结:余汉生于1936年7月1日起代替伍联德担任良友总经理;公司过往历年亏损过巨,元气损伤,恢复未易;但各类画刊书籍均大受欢迎,行销通畅。

图三:1936年度资产负债表。可惜没有具体明细表,但对比上海档案馆所藏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关于良友公司1935年度的审计报表,有几点值得推敲:1,资产项下的暂记欠款达到4.3万元,根据1935年的报表,这个数为3.8万元,而其中伍联德的个人欠款为2.5万元,余汉生的个人欠款为1.1万元。2,首次将库存照片进行了估值并资产化,并将良友的商标计提了商誉。3,股本,1936年度的股本金额为73150元,但事实上1935年的报表中实缴股本已经达146300元,差额只能理解为冲销了历年来的亏损7万余元。

图四:1936年度损益表。本年度亏损11086.59元。售书利益保持良好,事务费用较前几年度也有很好的控制,但是其他大额损失2.5万元,却不知为何?供有兴趣的人士继续研究。

大部分的史料认为,伍联德被股东排挤出良友,主要是因为经营不善,或指责他太会花钱,其实从这两份营业报告书,大致能窥知伍联德离开良友以及良友最后走向破产的原因:

1. 伍联德是一个有胆识,有魄力,有高远志向的人,他并不满足于《良友》画报的成功,他不断开拓或扩展新的出版版图,他成立自己的新闻摄影部,派遣梁得所率队游历全国实地采访和拍摄照片达7个多月,出版大型史诗级画册《中华景象》;他请来赵家璧编辑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文学业书”等系列丛书,至今都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一系列大动作都大大超出了一个私营资本所能承受之重。而这类专业书籍和《良友》画报这样的期刊不同,一开始需要大量的投入,却需要在较长的时期内体现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所以短期内费用高企,出现亏损;

2. 关于个人的巨额借款,马国亮回忆说,伍联德的确太会花钱,但有时是属于“仗义疏财”一类,他性格开朗、乐于助人,对金钱从不斤斤计较,它是一个把事业看得比金钱更重要的人。在淞沪战争中,虽然停业数月,却全额发放职工薪金便是例证;

3. 从报表上看,良友的收入来源非常单一,主要是画刊和书籍的售卖差价收入,虽然比较稳定,但毕竟是薄利之事业,现代媒体业收入主流之广告却很少,在现在看来,简直是对《良友》画刊流量的极大浪费。马国亮在《良友忆旧》中说:原因之一是当时工商界对利用传播媒介推销产品的认识远不如今日,其二是《良友》画报对广告的选择相当严格,不会因为广告而牺牲画报质量。

4. 时局动乱造成的影响和损失。



《良友》画报家喻户晓,读者们尚且惦念,它的创办人伍联德又岂能忘情。

1954年伍联德在香港以“海外版”的名义,重新出版了《良友》画报。1967年,时值《良友》创刊四十周年,伍联德出版了大型画册《锦绣中华》,这是继三十年代《中华景象》出版以来的又一本巨型画册,行销世界,大受欢迎。

1968年,因“文革”浩劫,稿源中断,良友不得不再次停刊。伍联德于1972年病故。

1984年,伍联德之子伍福强在香港再次复刊《良友》画报,并一直坚持出版至21世纪初。

赵家璧也是个怀旧之人,他费尽心机保存了一套完整的民国《良友》画报,并将之送往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1985年,在他的全力推动下,上海图书公司重新影印了《良友》画报。之后香港和台湾都进行了重印。

如今,在新媒体潮流下,传统的纸媒正在纷纷退场,快餐式的互联网信息流取而代之。然而我们回看90多年前的《良友》画报,却发现它们依旧打动人心,也许只有印刷在纸上的图片和文字才显得更加专注和坚定,那种精神、那种文化、那种对真善美的追求,才能更近距离地被人感受到。

希望我们《良友》现在所抱着的普及教育、发扬文化的目标保持到底。不见异而思迁,不因难而思退;更不受任何势力的支配。取材严而均,言论公而直,持着我们的目标,忍耐、向前,努力实行,以求贯彻。

——伍联德《良友》第二十五期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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