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历百年，永安都在

2020-04-10 14:59:07 来源：东海证券 作者：Fan fan

“飞楼百丈凌霄汉，车水马如龙，南京路繁盛谁同，先施与永安，百货如山阜且丰。晚来光景好，电灯灿烂照面红，肩摩毂击来匆匆，城开不夜，窟岂销金，商业甲寰中！”

——《南京路进行曲》

01

先施和永安，奠定上海南京路“中华商业第一街”的两块金字招牌，在南京路浙江路路口，一个位于西北角，一个位于西南角，隔街相望了100年，他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

这还得从先施创始人马应彪在澳洲和同乡成立的果蔬批发托拉斯组织“生安泰”说起。

郭乐，同为广东香山人，1892年随同乡赴澳洲谋生，起初在其堂兄郭标和马应彪合开的“永生果栏”打工，几年后自立门户，成立“永安果栏”，并将其兄弟接至澳洲共同经营。

华人生意越做越大，遭来了澳洲白人的竞争和敌视，于是，马应彪的“永生果栏”、郭氏兄弟的“永安果栏”以及另一家“永泰果栏”组成“生安泰”公司，一度垄断了当地之果业。

日益高涨的排华情绪以及地方保护主义，令赴澳谋生的华人望而生畏。马应彪先人一步退出“生安泰”，于1900年返回香港成立香港先施公司。7年后，郭乐、郭泉兄弟跟随，亦返港筹组香港永安公司。

1907年春的一天，与马应彪有着不错私交的郭泉在香港茶铺拜会马应彪。之后几天里，他常到先施的铺面买小玩意，跟店员聊天，还用笔记录货品之价格。马应彪心中有数：郭家也想做百货生意。

果不其然，1907年8月28日，永安百货在皇后大道中167号开幕，与172号的先施仅几步之遥。中国百货业双雄争霸的大戏就此拉开序幕。

大概是在澳洲做果栏生意时达成的“商业默契”，永安和先施心照不宣地形成了价格联盟。同一类别、同一商标的商品，永安的标价都和先施一模一样，这让收到开业请柬的马应彪如释重负。

1913年，郭氏兄弟开始招股筹组上海永安公司，并按香港公司惯例，向港英当局注册，以“英商”名义获得“保护”。

两年后，郭泉、郭葵来上海物色店址，当时已有先施择址南京路浙江路口，破土兴建大型环球百货公司大楼。遂不惜以年租5万两，租期30年的条件（租期满后地皮连同永安大楼一并归还）向犹太地产大亨哈同租下先施对面约8.7亩的地皮，自建6层永安百货大楼。

在那个缺乏资本杠杆威力的年代，简单的跟随策略恰恰带动了商业规模效应，先是先施，后是永安，瞬间点燃了南京路，也点燃了民众的消费热情。

1918年9月5日，就在先施百货即将举办周年庆之时，永安百货公司在其对面华丽丽开张了。事实上，“永安公司开幕预告”在《申报》上已经连续刊登了长达半个月之久，公司一开张就迎来了如潮般的人流，原先准备销售两个月的货，仅20天就出现了脱销。

如果说先施的开业打开了上海民众的消费新视界，尚有观望、迟疑和拘谨，那么永安的开业则是买买买的节奏了。

一切都是熟悉的场景：“统办环球货”、“不二价”、“天台游乐场”。你有东亚旅馆、东亚酒楼，我有大东旅社、大东酒楼；你有弹子房、理发所，我有跑冰场、跳舞场；你有先施乐园“摩星塔”，我有永安天韵楼“绮云阁”。

在选择中，人们实现了消费的自我促进和升级。在选择中，永安百货开始脱颖而出、后来居上，最终成为南京路“四大百货”的引领者。而这些选择的背后，却处处透露着永安经营者的一些“小心思”。

永安公司的大楼外墙，一直挂着一块由霓虹灯组成的英文标语牌：Customers are always right!  这是永安公司第一代创始人定下的公司价值观。

而永安的第二代掌门人郭琳爽（郭泉的长子），则没有局限于“顾客永远是对的”价值观，他更倾向于“顾客是需要引导的”，他是个经营天才。

他独创“折子”。即客户可凭借折子记账购物，按期结算，具备信用卡性质，提供了透支消费便利，主要为VIP客户发放；

他开创性的雇佣了许多年龄在18-20岁之间的女性店员，并着力打造明星店员。最知名的莫过于永安公司在推出康克令钢笔时打造的“康克令女郎”，培育了第一代带货网红，当然也留下了上海滩的风花雪月。

他首创了企业生活类杂志《永安月刊》，让其成为企业文化塑造的重要推手，也是大众消费文化的宣传阵地。

上海永安有限公司礼券，面额100元。是当时相当体面的送礼佳品。

永安百货自1918年对外营业以来，销货收入年年攀升，截止1931年，永安百货商场销货收入达到1400多万，比开业时增长了近4倍。至1936年，所获累积利润更是高达2400多万元，为原始资本的二十倍。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所获利润，都大大超过了最先来到南京路的先施公司。

 

上海永安有限公司民国二十年（1931年）发行的股票20股。

上海永安公司的资本额初始为250万，1927年增加到500万元。1931年进行第二次增资，总股本增至1000万元，共10万股，每股银100元，每年股息8%。股权较为分散，绝大多数股东为华侨，香港永安公司及郭氏家族控股。

1929年郭乐派郭泉长子郭琳爽担任上海永安公司副经理，主持全盘工作。1933年，总经理杨辉庭退休，郭琳爽任总经理。郭乐郭泉长驻香港，郭乐担任总监督。

02

1933年，永安集团进一步扩张，将东面浙江路和湖北路之间的地皮买下（南京路627号），起建永安新厦，高22层，大厦呈三角形，建筑风格仿效美国摩天大楼样式。为方便顾客，在浙江路上建两座封闭式天桥，与老永安大楼相连接。永安新厦成为上海继国际饭店之后的第二高楼。

在永安百货建立之初，以“环球百货”为口号，卖的几乎都是舶来品。但随着民族的觉醒，越来越多的国人意识到，抵制洋货、支持国货，是振兴民族经济的重要手段。郭琳爽顺应形势，不断提高国货进货率。

郭琳爽谋划在永安新厦里辟出一个楼面创办国货商场，成为一个展示、宣传、销售国货的基地。并在报上刊登了《征求国货启事》：“尽量扩充国货范围，力求提高国货地位，务使包罗万象，荟萃精华，为我国最完备之国货市场。”一切准备就绪，国货商场计划于1937年9月1日正式开幕。

时局动荡，人算不如天算。1937年8月23日，日军在南京路上扔下了重磅炸弹。先施公司的二、三楼和东南角大门都被炸毁，永安公司新建大厦门窗玻璃全被震碎，从底层到四层各商品部的设备和商品悉数损毁，公司15名员工被炸死，受伤者数以百计，财产损失达40万元。设立国货商场的计划化为泡影。

上海永安有限公司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发行的股票300股。1937年永安公司再一次增资，总股本国币2000万，分200万股，每股上海通用国币10元。总监督郭乐，正司理郭琳爽。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租界进入“孤岛时期”，英国政府怕得罪日本人，撤销了永安公司的注册。1939年，在万般无奈下，永安寻求美国的注册，由美国人担任总裁，并取得一定的股份。

由于租界的避险效应，随着大量资金和人流涌入，商业获得了畸形繁荣。从1938年到1941年，永安百货的营业额和利润额增长惊人：1941年的营业额较1938年增长了5倍半，利润额增长了11倍多。

上海永安股份有限公司1942年发行的股票，总股本国币2000万元，分为200万股，每股10元。这是永安公司变更为美国注册地后发行的新股票。左下角公司钢印上写着“incorporated 1939 U.S.A"，并由美国董事C.S.Franklin 和郭乐等签署。C.S.Franklin，中文名樊克令，是租界工部局董事。

上海永安有限公司招股红利凭折（1941年换发）。这是为奖励公司创办之初招股募资有功之人而设的，“凡招股员，须自己名下占有股份500元，并能招得9500元，合共1万元得红利一份”，并以“以溢利二分内拨三厘作为红利，永久给予招股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曾繁荣一时的租界如昙花一现。挂上了"美国注册"牌子的永安，被日本军方判为"敌产"而被实行“军管理”。樊克令被日军囚禁于集中营。而郭琳爽也被剥夺了对永安公司的管理主权。

 上海永安有限公司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发行的股票。这是永安公司第五次增资，每一股送一股，以股作息，以留住公司盈利。资本总额增至国币（伪币）4000万元，分400万股，每股10元。董事签署中已经不见樊克令的名字。

紧接着几个月后，又进行了第六次增资，增至国币（伪币）1亿元，分1000万股。标注于股票右上角。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郭氏家族重新恢复了对永安公司的主权。樊克令亦重出江湖。

1946年，与哈同洋行签订租地30年的协议即将到期，郭琳爽找到哈同的后人（养子）以112.5万美元买断了旧永安百货大楼的产权，保住先辈基业。

 

上海永安股份有限公司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9月）第八次增资股据，10万股，100万元整。董事樊克令、郭乐、郭礼安。

在1946年6月，公司进行了第七次增资，资本增加到10亿国币，共1亿股（一股认九股）。

图为第八次增资，资本总额增加至国币250亿元，分25亿股，每股10元，以1股认20股送4股。因为增资数额的巨大，为了集齐股款，由董事会出面向上海各银行借款垫付。

如此大幅度的巨额增资，不仅展示了郭氏家族想重振永安百货雄风的决心，却也深刻地暴露了国共内战下物质短缺、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等深层次问题。

遗失收据具领第八次增资股款收据保证书（1947年）

1948年，大势已去的国民党政府做最后挣扎，发行“金圆券”，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而后又实行“物价管制”，直接导致抢购风潮，永安损失严重，几近关门停业。

1949年，内战结束，侨居在美国的郭乐和主持香港永安公司的郭泉曾七次函电催促郭琳爽及早离沪赴港，但郭琳爽最后决定留下来，继续经营永安。上海解放后，南京路上的第一面红旗升起在永安公司绮云阁楼顶。

 

上海永安股份有限公司有奖赠券（1951年）

上海永安股份有限公司1951年发行的股票，62500股，股东中国农工银行清理处。股票的底版大概是为1947年第八次增资换领新股准备的，谁知内战结束换了天，民国改了公元，樊克令也溜回了美国。

解放后，为适应新形势，郭琳爽主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永安公司正式公私合营，郭琳爽继续担任公司的总经理，同时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职务。

 

公私合营永安公司1961年各季度的定息收据。

10年后的1966年，永安百货的定息期满，按照公私合营最初的规定，永安百货正式成为了全民所有制企业。同时更名为极具时代气息的“国营东方红百货商店”。3年后再度更名为“上海第十百货商店”。

至此，香港永安百货和上海永安百货，一个还姓郭，一个改姓了社，从此分道扬镳，再无交集。

而郭琳爽，躲过了解放，却最终没有躲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1974年10月27日，已近八旬的郭琳爽在与从巴西赶回来的两位女儿畅饮数杯后，又唱了一出广东戏，之后心脏病发作，淡然离世。当晚，他的家人在病历卡上填上了他鲜为人知的别名：郭启棠。

03

郭家六兄弟，老大早亡，老二郭乐，三弟郭泉、四弟郭葵、五弟郭浩以及六弟郭顺。永安集团以老二郭乐为总管，郭泉、郭顺分掌大权，从商业、工业扩展到金融业。

除了永安百货，永安集团先后还开办了水火保险公司、纺织公司、人寿保险公司和永安银行，以及为数众多的附属企业。

这里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永安纺织公司。

1922年，永安抓住一战后国内纱布价格猛涨的时机，由六弟郭顺在澳洲集资600万银元建立上海永安纺织公司。永安纺织在沪先后开设五个分厂，形成一个集纺、织、染、印一体的全能纺织公司，它是仅次于荣氏申新纺织的上海第二大纺织企业。

 

上海永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民国十一年（1922年）发行的股票（原始股）。总股本600万银元，分为6万股，每股100元。总监督郭乐，总经理郭顺。

 

上海永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招股红利凭折（1923年）。和“上海永安有限公司的招股红利凭折”恰属同一人。

 

上海永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民国十九年（1930年）发行的股票。总股本扩增至1200万银元，分12万股，每股100元。总经理郭顺，副经理郭棣活。

郭棣活，四弟郭葵的儿子，和郭琳爽一样，属于郭氏家族二代中的佼佼者。他们先后在国外完成学业，回到国内分管百货公司和纺织公司。郭乐和郭顺赴美后，由郭棣活主持上海永安纺织公司。

永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发行的股票，总股本进一步扩增至国币6000万元，分为60万股，每股100元。此时公司已更名，去掉了上海两字。

“永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于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年）二月十三日呈准前农商部设立。” 和永安百货不同，永安纺织的本地企业身份，没有租界的保护，使其在抗战一爆发就遭受了无数的狂风恶浪。但和永安百货相同的是，郭棣活也一直坚守着这份家业。

永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第五次增资股款收据50000股样张。本次资本总额600亿元，分为60亿股，每股10元。

永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第五次增资后发行的股票，股东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私合营永安棉纺织印染厂股份凭证（1958年）。解放后，永安纺织和永安百货一样走上了公私合营的道路。

永安布商标，由永安印染厂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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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上海永安百货大楼经改建后第三度更名为“华联商厦”。

1992年，经过股份制改制，上海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于同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上海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992年），面值100元和1000元，0000001号，未使用版。

2003年，百联组建，华联商厦成为其下属企业。

2005年，华联商厦“修旧如旧”，重新更名为“永安百货有限公司”。

2018年9月5日，永安百货大楼轰轰烈烈地迎来了百年诞辰，并以“美历百年，永安都在”为主题举办了怀旧系列庆祝活动。是为题。

“100年，消费文化潮起潮落，时而像洪水猛兽，被人们弃若敝履，时而又像是诱人的糖果，让人欲罢不能。在这爱恨交织、屡弃屡拾的背后，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反复碾压，却永不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