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局局外投资系列之——积余产业
2019-12-06 15:01:03 来源：东海证券 作者：Fanfan
话说招商局自1872年成立，经过晚清近四十年的发展，除了积累了大规模的航业相关资产，如轮船、以及上海及其他沿江沿海各口岸的码头和栈房外，还购置了大量与航业无关的房地产业，以及一些局外投资参股的产业股票。
根据1914年的董事会报告，招商局的全部资产估价实值达1760万两，其中航业项下资产1376万两，产业项下（包含房地产和股票）资产约384万两。在那个杠杆技术还极不发达且高比例分配股息和红利的年代，总资产累积达到了资本额（400万两）的4倍之多。
1914年2月，为了“保存局产，扩充利源”、“杜绝私卖私借”和避免“局外人之妄想”，经股东会决定，将与航运业无关的房产和其他各种股份划出，另立积余产业公司，实行航、产分业管理。同时填换新式两种股票，在航业项下填掣航业新股票840万两，分作84000股，名曰“商办轮船招商局有限公司股票”，其中800万两以2:1的比例置换旧股400万两，另40万两作为公积花红分给新旧执事人，其余536万两留作公积，备还欠款及修理等项之用。无关航业项下填掣产业新股票洋440万元（约合银321.5万两），分作44000股，名曰“积余各埠产业有限公司股票”，其中400万元分给股东，40万元作为公积花红分给新旧执事人，余存60余万两，预备筹办各埠兴筑之用。
积余产业，招商局公积所余之产业，也暗合了传统文化中的警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房地产，从古至今就是一个肥利的行业。航产分业后，积余产业不仅享受着稳定的房地产租金和股票股息收入，同时其持有物业也获得了稳定的增值。同时其充分发挥了招商局系统遍布全国的协同效应，由各分局代收各埠的房地产租金，免去了一大笔各地开设分支机构的开销。因此，积余产业的营业情况一直较为顺利，大量盈余源源不断。
然而，和仁济和保险公司的性质一样，积余产业同样是招商局分设的附属企业，并未完全独立经营。1920年到1926年，国内军阀混战，招商局经营环境遭遇重大转折，航运业务连年亏损。积余产业的盈余大都以弥补航运业亏损的名义，以股息、花红等形式分给了股东和其他有关人员。根据招商局帐略，从1914年至1926年，积余产业共盈利1935972两，其中分发股息和花红共计1807500两，分配率竟然高达93.4%。
1927年，新一届国民政府进驻招商局对其进行清查整理，发现虽然招商局面临困难，但它拥有的房地产价值却逐步凸显。据1927年英商通和洋行估价，这些房地产共值白银2890余万两。
国民政府在招商局大力推行改革及国有化政策，终于激化了与招商局元老李国杰（李鸿章之孙）等人的矛盾。“从1928年至1929年，积余公司的收入虽微有增加，但开支却较前几年增加了3倍至30倍。李国杰将积余产业视为祖业，擅自任用职员，租金概不上缴……李国杰等人巧立名目，中饱舞弊”。故此，1930年4月，招商局总管理处将积余产业收回，另设产业科接管该公司。
积余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息股凭证第1110号，现在俗称送红股。因为积余产业的原始股票已经无从寻得，这个息股凭证尤显珍贵。董事会长兼经理：李湾，即李国杰（李鸿章之孙），上盖章“商办轮船招商局董事会长兼任积余产业有限公司经理之章”。息股凭证记载：股东曹兼三（户名张石记）持有股票第16647-16662，共16股，股息应付每股洋25元整，共计洋400元，待股东会追认后凭此证以四股换正式股票一股。故此证共可换得4股正式股票。仅凭正面信息也许无法看懂，其反面恰恰解释了这一切。
息股凭证反面解释了缘由：“积余产业公司设立以来每届年终结账于盈余项下提拨红利若干发给股东，向无延误，自第十届（1923年）起虽历经派定红利数目，而因现款悉被招商局借支罄尽，未克照案分发。嗣后年复一年愈欠愈多，截至第十四届（1927年）已达规元704000两之数，以当年1国币元=0.73两的比例，折合国币共计964383.562元。另加第十五届（1928年）股东应得红利每股国币4元合计国币176000元，统计前后6届共积存国币1140383.562元。本董事会认为此项应拨未拨之款亟应设法清理，惟现金无着，只得适用商业惯例照给息股。除将零数40383.562找付现金外，其110万元整数则一律填发息股，计各股东每执本公司股票一股得领票面25元息股一股。经已列入董事会决定议案，并呈报监督核准备案。” 该息股凭证发行时间未知，按所述推断是1929年。
写到这不禁要感叹，从传统的史料中，我们只知道积余产业历年的盈余大部分都以红利的方式发放给了股东，而老股票告诉我们另有玄机。史料又说：李国杰视积余产业为祖业，将公司盈余瓜分殆尽，并巧立名目，徇私舞弊。而老股票向我们发出疑问：这是所谓的“巧立名目”，还是国民政府和老派官僚资本的利益之争？当然，最后这张息股凭证究竟是否兑现，之后取消积余公司时对股东如何处理和补偿，现在已经无法获知了。
老股票只是历史的一个小碎片，但却也可能是历史或考证、或拾遗、或转向的一个重要碎片，这也是从老股票看历史的意义所在。
1932年，招商局被国民政府收归国营，虽然航运业务因为频繁的战事浮浮沉沉，但房地产业却遍地开花，蓬勃发展。直至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解放，招商局陆续由各地人民政府军事接管。在上海，招商局为新中国留下的巨额财产中，仅房地产一项估价就达人民币旧币1106亿元，包括广东路20号以及中山东一路外滩、东大名路、福州路、四川路、外虹桥及浦东等处房屋368幢，相关地产计1266余亩。
此后，当招商局再次重返房地产行业，已是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事了。然而与生俱来的房地产基因，依然让它占尽了天时地利，承担了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和建设，并逐渐成就了当今著名的上市公司招商蛇口（001979）。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建设债券（1992年，不记名）。面额为500元和1000元，分别筹集3000万元和2500万元，三年期，利率为10.5%和10%，由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担保。
2019年，隶属于招商蛇口的招商物业借壳中航善达上市，并于11月7日公告称，结合招商局集团的历史以及上市公司战略定位，拟申请将公司名称由“中航善达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拟由“中航善达”变更为“招商积余”，证券代码拟由“000043”变更为“001914”。最终于2019年12月4日完成工商变更手续。招商积余就此复活。
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浦江最靓丽的风景线，也是上海最无价的房地产群。在这短短千余米的黄浦江畔，矗立着23幢造型华美、风格迥异的特色建筑。而其中5幢都和招商局有着密切的渊源，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招商局这些凝固的历史。
外滩9号
招商局在外滩的第一幢办公楼。这里曾是声名显赫的美国旗昌洋行的花园，后旗昌洋行被招商局收购，于1901年重建，由英商马礼逊洋行设计，仿文艺复兴式3层砖木结构，耗资9000两白银。大楼底层外墙石砌，上面两层为清水红砖墙，正门门楣上镌刻“轮船招商总局”，至今仍清晰可见。
解放后，由北方区航务局接收本楼，后几经易手，最终转给上海海事局。1999年，交通部下发文件将此楼划拨招商局使用。2001年，招商局终于办妥房产证，使这幢老楼在百岁生日之际回归招商局。
之后，招商局投资千万用了2年时间对其进行彻底修缮，重现当年风采。
外滩5号
招商局在外滩的第二幢办公楼，原属于日清轮船公司。
日清大楼始建于1921年，1925年竣工，高六层，由日本在华最大的航运企业—日清公司和一名犹太商人合资建造，双方各造三层。日方负责下面三层，外貌较为简洁，而犹太人投资兴建的上面三层装饰则比较讲究。因此，大楼外观揉合了日本近代西洋建筑和欧洲复古主义建筑的风格。
1945年日本战败后，中国国民政府接管了日清轮船公司大楼，改为国营招商局办公大楼。
解放后，大楼由上海海运局使用，20世纪90年代，海运局迁离，旧楼经装修后作为商务楼出租。
外滩6号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办地。大楼原址为“会德丰拍卖行”，始建于19世纪中后期，原为东印度式样三层砖木结构建筑。
1906年中国通商银行因业务发展，将其翻修，委托英商马礼逊洋行设计，改造后的大楼具有英国哥特式风格的市政厅式建筑。
解放后该房屋被长江航运管理局接管。
外滩7号
招商局产业，旗昌洋行旧址，由归属旗下的上海电报局使用，故称“电报大楼”。
电报大楼建于1908年，为假五层砖石结构，是外滩建成较早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此楼以富于变化的古典柱式和美轮美奂的窗框装饰图案，烘托出整体的立体感。在顶层两边设计了带有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屋顶，在外滩的建筑群中颇具艺术韵味。
20世纪初拆旧建新，仍归上海电报局所用。现为泰国盘谷银行和泰国驻沪领事馆所在。
外滩16号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现办公地址。
外滩16号原是台湾银行大楼，建于1924年，日本近代西洋建筑风格，英商德和洋行设计。据说当时的业主为了讨口彩“把财关住”，因此要求建筑师将此楼设计成棺材的形状，它与众不同的建筑风格在外滩中倒是另有一番情趣。
20世纪90年代，招商局属下的招商银行置换了此楼50年的使用权，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迁入外滩金融街的银行之一。
后记：新时代招商局三大核心领域——航运、金融、房地产，回看历史，我们均在其发展的早期历史中找到了相同的基因。至此，从老股票看历史——招商局系列暂时告一段落。如果今后有幸寻得其他招商局相关的老股票，我们还会继续讲述，欢迎收看。
